半月谈-道德能力建设：数千份问卷中的百姓期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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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越“道德阵痛”

    ——专访中国伦理学会秘书长孙春晨

    记者：您认为当前我国公民总体道德状况如何？近年来，公民道德状况变化呈现怎样的趋势？

    孙春晨：“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道德也将随之走向进步，这是人类道德发展的总方向。具体到我国，由市场经济引发的社会变革使人们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行为自由，个人的权利能够得到更多的保障，人们遵守公共秩序的意识、环保意识、慈善意识、追求公平正义的意识等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这些道德领域的改善都是显而易见的。

    同时，不能机械地理解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的关系。由于道德发展有其独立性和滞后性，在经济社会转型的某一阶段可能会出现道德失范的情形。当前我国正是处在这一时期，社会生活中的道德问题比较严重。

    在经济领域，一些企业不讲信用、唯利是图、制假贩假；在政治领域，一些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不断受到突发事件的考验，一些官员道德败坏，贪腐案件时有发生；在个人生活领域，一些人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不愿意帮助他人，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

    但应该看到，道德的发展是一条曲折上扬的曲线。伴随社会转型产生的“道德阵痛”，是经济社会发展与道德、文化进步不协调的产物，虽然存在于某些领域和少数社会成员身上，但我国社会整体的道德状况还是积极向上的。

    用“道德滑坡”来概括和评价我国道德的现状，这是一种既不科学、也不符合我国道德发展实际的论调。以理性的态度和全面的观点来审视我国社会的道德状况，不难看出，“希望和问题共存”才是我国目前道德状况的总体态势。

    记者：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百姓向往的几类人群是科学家、公务员和财富人物，但值得注意的是，后两者在“较为诚实守信的人群”中却排名靠后，您认为出现这一反差的原因是什么？

    孙春晨：科学家和公务员等群体在百姓心目中的社会地位较高，受到人们的向往是自然的。正因为科学家和公务员等职业群体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人们对他们的道德期望也比较高，尤其是公务员群体，因其手中握有人民所赋予的权力，人们有权要求他们具备防范权力滥用的道德水平。

    特殊身份加上民众高标准的道德要求，使得公务员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加上在现实中，一些地方的公务人员以权谋私、侵害百姓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某些领导干部在台上宣讲道德头头是道，但实际生活却腐化堕落。这些行径被曝光以后，民众发现，一些公务员的言行反差如此之大，在无形中就加重了百姓对公务人员的不信任感，对社会道德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

    百姓对财富人物的道德评价较低，有以下三方面原因：一是对财富来源和获得手段表示怀疑，频繁曝光的以唯利是图方式达到利益大化的企业经营问题，使百姓对财富人物的获利方式产生道德上的追问；二是部分财富人物与政府官员的利益结盟，严重侵害百姓的切身利益，激发百姓的不满情绪；三是财富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加大的社会现实，导致老百姓和富裕阶层之间形成了道德上的隔膜。

    记者：那么您如何看待商业领域的道德失范？在您看来，哪些因素造成企业道德底线屡屡失守？应该如何培育诚信企业？

    孙春晨：企业伦理是一个企业在公众中的文化形象。自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以来，很多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了自身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同时肩负起了一定的社会责任。但是，从实际效果看，不断出现的企业诚信事件表明，目前我国企业的道德文化形象令人失望，其主要表现是：说得多，做得少；规划多，落实少。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本身具有很强的逐利性。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一些企业经营者为了企业生存，选择了缺斤短两、制假售假、逃避债务的失信行为。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失信行为不仅没有受到经济和法律制裁，反而获得了不正当的利益，长此以往，在企业交易活动中，“讲诚信吃亏，不讲诚信致富”就成为一些企业奉行的经营信条。

    从制度的角度看，对企业经营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必须通过法律的手段予以制裁。当企业违规生产的机会成本高于诚信经营带来的效益，且铤而走险的行为更容易被监管部门查处时，企业自然会回到诚信经营、科学管理、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的良性发展道路上。

    在这方面，如果行政管理和执法部门对企业违法行为只限于道德上的谴责，寄希望于企业家自觉地输入“道德血液”，而疏于运用法律武器来规范企业的行为，表面上看似乎是重视企业自身的道德建设，实则是放弃了监管责任，不仅无助于企业违法问题的解决，也不能为企业道德文化建设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

    那么如何推进企业的诚信建设？

    首先，提升企业经营者的契约意识。在企业经营中，契约精神比资金、技术更重要。只有认真履行契约，才能树立诚信的企业形象。

    其次，强化法律对企业失信行为的惩罚。通过建立严格的企业失信惩罚机制，用法律法规等强制性手段来约束企业的市场行为，增加失信企业的交易成本。

    后，完善社会信用体系。逐步建设和完善以企业组织机构代码为基础的信息共享平台体系，形成失信行为联合惩戒机制，真正使失信企业“一次失信，寸步难行”。

    记者：在我们的调查中，很多民众对制止不道德行为有着较高的意愿，但现实生活中出现类似行为时，很多人却冷眼相待，您认为这样的落差源自何处？

    孙春晨：道德包含向善、利他、和谐、友爱等为人赞许的价值，因此，当人们表达自身的道德态度时，总是对道德怀有敬畏之心，对高尚的道德行为持认同态度。这表明，在人们内心深处始终存有积德行善的愿望，这是改善我国社会道德风气的人性基础。

    人们向善的道德认同难以落实到实际行动中，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一些人将自我利益的实现或不受损害放在首要的位置，这部分人虽然心里有向善的愿望，但在具体行动时就可能表现出犹豫不决。

    此外，近年来，媒体上报道的一些做好事反而被冤枉的案例，无形中强化了人们明哲保身的心理，在别人需要帮助时顾虑重重。特别是当法律不能切实地为道德“撑腰”时，公民行善抑恶的行为就会受到严重抑制。

    另外，“从众心理”对这一现象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从正面意义上说，如果一个社会的多数人都讲道德，那么，“见贤思齐”，良好的道德风尚就会通过从众心理得到放大。如果不讲道德的人得利，固守道德底线、乐善好施的人反而得不到肯定和激励，道德的阳光就很难普照到人们心中。

    虽然个人的一己之力难以改变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但是，社会道德状况的改变又需要每个人道德力量的积聚。因此，只有超越不讲道德的“从众心理”，切实从身边的微小德行做起，社会道德风气的改善才有希望。

    记者：在您看来，当前应如何激发群众的道德力量？

    孙春晨：公民的道德能力包括对道德的判断、选择和践行能力等。提升公民的道德能力需要公民个人在认同道德价值的基础上，进行自觉和主动的道德养成。同时，外在的社会道德环境对公民道德能力的提升也具有重要影响。

    比如，如果官员的职业道德水准有一个较大的提升，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对老百姓主动和自觉参与道德建设将会产生积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无论采取什么方式，只要对改善社会道德风气有利，都是可以尝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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