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谋变于公信危机：百家公益慈善组织创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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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汶川地震赈灾捐赠井喷，把中国的慈善水平至少提升了十年以上。2011年，慈善在我国遭遇多事之秋。郭美美、卢美美、河南宋基会等戏剧性事件连台上演，频频发酵。社会公众对慈善组织发起了“质疑风暴”、“问责风暴”，官办慈善机构的公信力更是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我国慈善业能否根治病灶，走出公信危机，重塑健康新自我？

    事实上，多事之秋孕育转型之机。2012年7月12日到14日，也即慈善“质疑风暴”发生一年后，首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在被誉为“慷慨之城”的深圳闪亮上演。500多家公益慈善组织，成千上万个公益慈善项目，诠释着上善若水、大爱无垠。半月谈记者对百余家公益慈善组织深度调研后发现，中国公益慈善组织正处在变革创新的节点：价值理念重塑、发展模式转型、组织形态嬗变、项目创意拓展、监管立法跟进……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革刚刚破题，转型远未完成，重拾公众的信任尚需时日。但是，被伤害的全民慈善热情可望一点一点得到修复，“人人皆可公益”的现代慈善火炬依然在接力燃烧。

    慈善，社会财富的另一种分配方式，可成为初次分配和政府转移支付的补充；行善，社会文明的一把标尺，人类同情心的天然表达，将源源不断释放出正能量。

    新组织形态催生慈善转型新格局

    经历了多事之秋的空前冲击波，在尚未消散的信任危机中，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开始艰难而理性地谋求转型发展契机。去行政化、去垄断化、去暗箱化，改革潮势不可逆转；回归民间本色、松绑社会组织，建设性力量期待生成。

    从官办慈善会自我革新，到非公募基金审批权下放、民办非企业草根组织直接登记，这一系列改革创新试验尽管还“在路上”，但已深度触及组织架构、治理结构、运行机制和实践方式，正在孕育着未来我国公益慈善新格局、新生态。

    部分官办慈善组织去行政化转型提速，还原民间本色

    今年7月，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的首份中国慈善会发展报告称，截至2012年6月，全国共有县级以上慈善会1923家。对30家省级以上慈善会调研发现，29家慈善会会长、理事长均为现任或曾任公务员，其中，8成多享受省部级待遇。

    诚然，由于历史渊源，在我国公益慈善组织发展初期，各地慈善会、红十字会、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宋庆龄基金会等，在卫生、民政、共青团和统战等部门和单位的支持下，发展较快，长期承担相关政府部门委托的工作任务，承担在紧急状况下运用政府资源和动员社会资源的职能。

    然而，慈善的本质属性终究是民间性。中外慈善事业发展到今天，已经主要不再是政府行为，而是社会行为。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的百余家公益慈善组织有关人士普遍认为，由于政府代办代管的背景，一部分官办慈善组织存在论资排辈、效率低下、自主性差、不透明、不规矩等现象，让其饱受诟病。

    受访的大多数慈善组织人士同时表示，当前亟待对部分有政府背景的慈善会和公募基金会等去行政化、去垄断化，鼓励更多的民间机构和社会人士依法独立运作，与官方慈善机构互补、合作、竞争。

    作为深圳大的官办慈善组织，深圳市慈善会的官办身份近年来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深圳市相关部门不久前完成深圳市慈善会改革调研报告，一场全新的变革即将破除这家官办慈善组织的行政化色彩。

    半月谈记者从这份调研报告获悉，深圳市区两级慈善会每年接受捐款占到全市70%以上，这对全市其他近20家公募基金会来说并不公平。结余的善款又没有及时以救助项目方式实施，几乎都沉淀到市慈善会的捐款账户上。而全市近800家具有服务和项目承接功能的公益慈善组织却无法从中得到资金支持。

    在深圳市慈善会的官方网站，半月谈记者看到一份发布于2008年2月15日的章程，尽管章程已将深圳市慈善会定性为具有法人资格的公益性、非营利社会组织，但人们还是习惯于将其当做一个政府机构。事实上，我国各地慈善会法定代表人大都是当地民政部门相关负责人。深圳市慈善会也不例外，深圳市民政局原局长刘润华在任时曾长期担任深圳市慈善会法定代表人。

    从2010年开始，深圳借鉴行业协会商会体制改革经验，对具有政府背景的公益慈善类和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进行去行政化和去垄断化改革。2011年6月，刘润华毅然辞去深圳市慈善会法定代表人职务。

    “这并不是心血来潮。”刘润华对记者说，我们国家从计划经济走过来，开始时很自然就形成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垄断慈善组织和慈善的资源，这在初期有合理性。“现阶段，政府应有意识退出，让社会组织回归其本来的民间属性，成为社会建设的主体，形成与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相适应的新的社会治理结构。”

    对于改革后的深圳市慈善会，其官方网站公布的组织结构图显示：该组织设有理事会、监事会、会长、常务副会长、秘书处，深圳市民政局局长不再担任市慈善会常务副会长兼法定代表人。分区会长联席会负责联系深圳各区、街道、社区慈善会。

    深圳市民政局将来仍然履行对全市慈善组织的登记管理职能，发挥行业指导作用，推动制定并落实相关立法和决策。但是，一旦改革，深圳市民政局对市慈善会将从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二者行政隶属关系将取消，在职能、人事、财务、资产和办公场地推行“五分开”，实现政社分离。同时，深圳市慈善会基金会职能将从市慈善会剥离出去，成立社团化、民间化的深圳市慈善基金会。深圳市慈善会保留行业协会职能的社团法人登记，实现“会会分开”。

    正在探索官办慈善组织新业态的不止是深圳市慈善会。原属官办的中国扶贫基金会，也逐步走上去行政化蝶变之路。虽然管理有层次、人员有分工，但是基金会里的职位不再和政府级别挂钩。该基金会秘书长王行说：“以前秘书长可能相当于正厅长级别，现在就不是了。我们也没有了事业编制。”

    改革后的中国扶贫基金会也不用行政力量去募捐，主要采取市场推广手段。中国扶贫基金会和百胜餐饮集团合作开展了“捐一元，献爱心送营养”活动，整个劝捐过程很流畅。

    据记者调查，积极回应公众关切，上海、北京、大连等城市也尝试官办慈善组织的去行政化及转基金会。2012年全国两会刚结束，北京市民政局宣布，今年将推动公务人员逐步退出慈善组织。去年北京新登记社会组织348个，其中基金会管理层已无公务员身影。首都慈善公益组织联合会副秘书长程立岩介绍，目前联合会的百余家会员单位中，70%已去行政化，无政府背景，无公务人员兼任领导。

    然而，也应看到，“事实上，完全去行政化不现实。不仅我国，每个国家都有政府背景的公益慈善组织。”在首届慈展会发布会上，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副司长徐建中表示，不能简单理解行政化就是政府特权和资源垄断，不是对所有公益慈善组织都去行政化。徐建中认为，我国慈善组织应多元化发展，互补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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