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国初期，对旧的慈善机构进行接收和改造，政府是慈善事业的主体。随着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极左思潮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国内慈善事业逐步走向衰熄，慈善事业遭到了极大的否定。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领域开始了拨乱反正，但慈善事业还是遇到了一定的阻力。20世纪80年代以后，理论界对慈善、慈善事业以及人道主义有了新的认识，慈善事业得以正名，这就廓清了遗留在人们头脑中的模糊认识和偏见。政府也转变了态度，开始允许社会各界参与社会福利救济之事。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有识之士认为，必须改变由过去政府实行福利式的全包揽，逐步地向依赖社会民间力量为主的形式过渡。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创立后，民间慈善机构（包括省级慈善机构和地方性慈善机构）纷纷建立，慈善活动也频频开展起来。内地的慈善事业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期，并将沿着非政府化、法制化、专业化、普及化的方向向前迈进。

3. 按照经济学家厉以宁的解释，社会分配可以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以竞争为动力的分配，即根据能力大小决定收入多寡；第二层次是以公平为原则的分配，即通过社会保障、社会福利进行再分配；第三层次是以道德为动力的分配，即有钱人自愿把钱分给穷人，也就是慈善事业。（厉以宁的此番讲述出自《国际先驱导报》，见2004年3月30日）

中华慈善总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04前其获捐赠的70% 来自国外和港台，国内富豪的捐赠15% 还不到。2003年被选入各种“慈善家排行榜”的135 名个人，共捐款9.85 亿元人民币，约合1 亿多美元，资产总额超过千万美元的中国企业有过捐赠行为的比例却不到1% 。而2000 至2004 年美国50 名最大的慈善家捐款总额650 亿美元，平均每年约130 亿美元。

4．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后，被国人视为国际巨星的章子怡先是捐款若干万，尔后又在法国戛纳电影节上成功募捐50万美元。当时，国内粉丝相当高兴，因为有关章子怡的善款，前前后后加起来数百万人民币之多。章子怡的爱心也一下子传遍灾区，传遍中国大地，而章子怡在戛纳捐款时的那几滴眼泪也感动了整个华人世界。来自最新的消息称，当时媒体报道的50万美元之多募捐款（戛纳电影节期间），大多是空头支票，大多是名人们的口头捐款。比如，当时与章子怡打得火热的邓文迪口头承诺捐款10万美元，但后来因为内地慈善制度不健全，邓文迪将此款捐于其他慈善机构。而其他一些明星的35万元口头捐款也都打了水漂，因为捐款人要看到合适的慈善项目才会提供捐款。最后，章子怡在戛纳现场募得的捐款只有五万美元现金以及支票。

2009年《北京文学》杂志编辑在一篇博文中，对余秋雨宣称已为汶川地震灾区捐款20万元提出质疑，表示其最终并没有兑现承诺，实际捐款不超过6万元。随后，易中天连发三篇博文质疑余秋雨的道德水准。一石激起千层浪，余秋雨受到来自国内各方的口诛笔伐。

几天后，余秋雨首次回应“诈捐门”事件，称“他们乱讲”，并表示，“就在地震发生后决定捐款20万元办一所希望小学，但灾区教育局的领导建议我，改捐三个图书馆，由我自己来挑选书。于是我就用20万元买书，再追加30万元购买图书馆的设备，三家图书馆都在今年9月1日落成。”但依然有人表示质疑，余秋雨的捐赠从捐款到援建图书馆，再到捐书，性质已经不一样，而在这一切都还没有到账兑现的情况下，已经大肆宣传，算不算“诈捐”？

2010年构西南地区的特大旱灾牵动着国人的心，前日，张国立夫妇、冯小刚夫妇、陈道明夫妇、林建岳、毛剑锋等率先联合发起捐款倡议，各自通过中国红十字会“送水”项目向旱灾地区捐款20万元人民币，合计100万元，以作表率。

值得一提的是，在章子怡“诈捐”事件震惊国内外后，几位演艺名人高调晒出捐款发票扫描件以示郑重。

牵头人之一冯小刚表示，该倡议的启动其实是延续了他和张国立、陈道明的一个约定：“我们三个中任何一个，只要看到严重灾难，就会互相打电话，商量是否要捐款，这是从印尼海啸开始的，到后来的雪灾、地震，这次倡议的启动也是延续我们这个约定，除非我们三人有人死了，否则会这样一直下去。”言语间暗示捐款热情绝不会因“诈捐”事件而有所保留。

对于当天捐款后及时公开了写有捐款人姓名、捐款金额、日期及用途的发票，冯小刚坦言：“现在好多人什么都不干，就喜欢挑毛病，我们既然做了好事，就一定要拿发票。别做了好事，反而弄得一身不是。”

5．中新网2010年9月14日电，国际功夫巨星李连杰在2007年创立了“壹基金”，由一位电影明星转型成为一名慈善家。李连杰曾在宣传片中说：“我一直在想，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大家就是一家人，所以我就想了一个概念：每一个人每一个月拿出一块钱来，自己人帮自己人，一加一加一等于一，每个人每个月一块钱，大家是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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